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
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就像严复后来又因受到一些刺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思想有所反复变化一样，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也历经了种种曲折。
如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时任两广总督的淮军将领张树声自请解除总督职务，他在病逝时留下了一道《遗折》，其中说：夫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郭萍在《自由儒学的先声》中指出，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道德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因而，张君劢思想中所暴露出的‘本与‘新的断裂，乃是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共同困结。虽然其中的某些观点可以讨论或商榷，但鲜明地提出了自由儒学的概念和方向，也为关于自由儒学或自由与儒学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平台，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严复认为，中国欲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7页。
回首中国近代以来的古今之变，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大变化：首先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双重奠基，即精神自由（或良知自由、形上自由）为政治自由（或道德自由、形下自由）奠基，本源自由（或自由的本源）为精神自由奠基。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元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宇宙万物最终的本原(大始)。血气一词在春秋之时就已经使用了，指构成人类、动物等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材质。(50) 喜怒哀乐的说法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39)按照上面的说法，这里的风、雨分别指五行中的木气和水气。《中庸》把这种情感状态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基础，因此它们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
《天道无二》也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40)按照前面说的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之气也应该是从阴阳二气分化出来的，然这里似乎又把五行与阴阳之气区分开来。(46)这样看来，血气属于人的本能一面，只有加以对治才能使其转向好的一面。
阴日损而随阳，阳日益而鸿，故为暖热。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
(24)《春秋繁露义证》，第218页。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46)《国语集解》，第66、58页。所谓两和以成二中，是指北方之中与东方之和相结合才能生长万物，南方之中与西方之和相结合方能成就万物。
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正因为如此仁人才爱人不争，没有嫉妒、愁苦等心理，也没有冒险、偏僻之行事。徐复观说：在仲舒心目中元年的元，实际是视为元气之元。(15)日本学者关口顺认为，董仲舒的元类似于道家所讲的道，并认为董仲舒赋予元与道同样的意义是为了同当时的黄老道家对抗。(57) 爱气是养生的一个最重要方面。适左由下，适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见天之夏右阳而左阴也。
然后阴阳二气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北运行，到了秋分的时候，阳气处于正西，阴气处于正东。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
《天辨在人》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董仲舒认为，阳善而阴恶，阳，天之德。
(62)这些无非是说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与四时之气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和之气。只有效法天道，治国、修身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50)《春秋繁露义证》，第330～331页。⑥宇宙间一切事物皆由元生出，天、地也不例外，因此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仲舒认定《春秋》的元字即是元气，即是天之所自始的‘端。《官制象天》说：春者，少阳之选也。
(59)杨儒宾对公孙尼子的养气说有着深入的探讨，参见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85页。(60) 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妬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西转而北入，藏其休也。
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也就是说，天是人的直接决定者。
(48)《春秋繁露义证》，第182页。阴阳二气是从元气最先分化出来的气，也是天的最基本的构成部分。(34)然对于五气具体所指为何，皆未明言。体欲常劳，而无长佚，居多也。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
元年本来是指国君继位的始年，意为一年。在春秋时期，五行是属于地的，而且在董仲舒同时或之前的宇宙生成图式中没有五行的位置，如《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五行观念起源甚早，《尚书·甘誓》就有威侮五行的说法，然未有具体说明。公孙之养气曰：裹藏泰实则气不通，泰虚则气不足，热胜则气□，寒胜则气□，泰劳则气不入，泰佚则气宛至，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惧则气慑。
